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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市

                      2020-01-12 20:58

                        犯罪的经济分析将从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看作是一种职业选择。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原因是犯罪这一活动(或职业)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这种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是“罪犯和试图控制犯罪的人们在总体上对可计量的机会和刺激都会有反应”。罪犯是一个具有稳定偏好(stablepreferences)追求预期效用(expectedutility)而非财富最大化的理性个人。过去认为,职业选择完全是依货币工资来决定的,这是一种误解。相反,人们将依其工作净收益来决定工作选择。由此,参与犯罪既取决于财富收益,同时又取决于像风险、生活方式那样的许多无形因素。 法律经济学研究犯罪的主要文献集中于对威慑假设的理论和经验考察。将犯罪看作理性行为的经济理论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减少犯罪预期收益的因素都会减低犯罪率。由刑法施与的惩罚即增加成本将减少参与犯罪的潜在预期收益。惩罚的事先预期效能取决于两个因素: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和频率(fequency)。这两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威慑力从而影响犯罪。通过运用复杂深奥的统计技术,法律经济学目前搜集的证据就至少能为威慑假设提供尝试性的论证,而这方面较敏感的领域是对死刑威慑力的实证分析。 用实证分析预测可选择的法律的效果是为了表明:一项法律的实证经济分析效果与非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是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21.8诉讼费用当事人最适当的诉讼费用是,他每花1美元能给他增加1美元的诉讼预期值(其途径就是增加胜诉的可能性)。但正如垄断者的每一价格和产量变化会改变其对手的最适当价格和产量一样,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决定会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决定,因为它改变了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胜诉可能性和结果预期值(参见10.4)。如果由此每一当事人在决定其诉讼费用时要考虑到其诉讼费用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影响,那么正如垄断者的例子一样,就不会存在一种诉讼费用的均衡水平——而在这种均衡水平上,双方当事人都不会努力去改变其诉讼费用。然而,由于这些诉讼费用大部分都是相互抵消的,所以诉讼当事人双方常常会发现,协议避免某些特定的诉讼费用(例如,对某一事实作出保证和约定,从而使之没必要用证言来确认)会对双方都有利。这好像是一件好事。从社会的角度看(与从私人角度看不同),相互抵消的诉讼费用并不必然是一种浪费。由于它们使法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就使正确判决的可能性得到上升。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描述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诉讼费用决定作出反应的函数,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标的越大,当事人越愿意支付更多的诉讼费用(与21.5相一致)。由此,我们认为,案件越大,得到正确审理、判决的可能性就越大。许多诉讼程序规则都可以被看作旨在增加当事人诉讼费用的生产率。其中的例证性规则是,准许法官应用明显与事实相符的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从而使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无需以证据确认事实。这一规则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作用在图21.2中得以显示。一项(像司法认知这样的)降低证据成本而不降低其价值的诉讼程序规则会将曲线S移转至S’,从而使诉讼当事人的证据价值由q增至q’。但是,他的诉讼总费用(价格乘以数量)是否增长就取决于需求曲线的q至q1间区域的需求价格弹性了。如果这一弹性小于1,那么总费用就会增长;如果它等于1,那么总费用就不变;如果它大于1,那么总费用就会减少。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效率最高呢?

                        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刑事制裁的严厉性,所以将它们与意外行为(不可避免的行为就更不必说了)联系起来,就会使人们设法避开广泛的完全合法行为领域,以最终避免遭受刑事处罚的风险。但这一概括存在着许多例外,除了已提及的那些,还有以下两类:1.只要汉德公式中的预防成本(B)比预期事故成本(PL)低,并且在实际损失(L)很高的情况下,就有刑事责任存在的理由。这是两个条件,而不是一个。如果预防成本(B)和预期事故成本(PL)非常相近,那就存在着很大的错误追究责任的风险,而且当责任是刑事责任时,其风险的社会成本就会有很大的增长。但即使预防成本(B)比预期事故成本(PL)小得多,除非实际损失(L)很大,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将此事留予侵权制度解决。假设在你非常不小心地驾车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大的致人死亡的风险。在此,预防成本(B)将比预期事故成本(PL)小得多,而实际损失(L)将是很大的。事实上,与你想设法杀害某人的情况相比,预防成本(B)将更大而几率(P)会更小,但那仅仅意味着刑事责任在故意案中更有理由存在。疏忽大意(reckless)[或严重过失(grosslg negligence)]案仍符合刑事责任的基本模式,并且人们会由此毫不惊讶地发现,危及生命的疏忽大意和严重过失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另一个例证是真诚但不合理地相信杀人是为自卫(self-defense)所必需的。这是一种故意杀人,所以几率(P)和实际损失都是很高的。预防成本(B)也同样是很高的,因为杀人者依道理是会担心其自身生命的。然而,预期事故成本(PL)和预防成本(B)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距,与之相伴的实际损失(L)也很大。这一事实可能为对在很大意义上属于非故意的行为实施刑事处罚创造了条件。在这一例证中,犯罪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与可作为第二级谋杀(second degreemurder)处罚的疏忽大意杀人的情况相比,它的预期事故成本(PL)和预防成本(B)之间的差距是较小的。与以上分析相一致,单纯过失(simple negligence)和无生命危险的严重过失(gross negligence)很少被看作是犯罪。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原则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法律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行为者模型只是一种虚构,但却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证明为非常有效的分析集体行为的方法和模型。功利最大化假定并不关注人类心理学或其实际决策过程,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计算他每一行为的成本-收益,但心理科学的发展及个人和集体的实际决策过程却不断地成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成立的佐证。法律经济学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并非法律经济学或其他学科中关于合理性的唯一观点,但它的确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描述和预测奠定了基础。 

                        累进税制的一种作用是,当它被作为一种旨在通过将更多的收入(或其他也依累进率征税)推入更高税率等级中从而使政府岁入的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以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政策时,它就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为什么?)。这样,通货膨胀就成了一种政府不提高税率或不改变现存有效税法就能增加其实际岁入的方法。也有人认为,由于累进税制允许全体公民将税负转到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身上,所以它特别容易被滥用。但除我们前面提及的冒险观点之外,穷人将税负转向富人的实际能力受到三方面的限制:(1)那些试图在某天成为富人的穷人不会支持累进率极高的所得税,尤其是因为所得税制度对初步富裕的人待遇不公;(2)由于穷人受益于勤劳富人(或想成为富人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穷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一种必然会伤害工作激励的税收方法(至少在累进率的某一程度上是这样的);(3)简单多数的赞成票往往决定不了公共政策(参见19.3)。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票进税制的反对意见,那么赞成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之一是假定富人从政府取得了更多的利益。像国防、警察、消防部门这样的政府性保护机构对富人要比对穷人更有价值,这是可得到论证的:被罪犯伤害的富人将比穷人遭受更大的收入损失。但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的预算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使穷人受益的事业。在此,这种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即使依比例所得税制,富人所承担的绝对税收责任仍要比穷人所承担的高得多。我们可以从上一章清楚地看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也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至于是否可以依契约理论来为之辩护也还是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而其理由就是它旨在使穷人福利最大化。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比累进税制更能鼓励有效率的活动,并且管理成本也较低)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让性支付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穷人受益。即使工作在经济学意义上并不比休闲更有价值,仍有可能产生并非由行为人取得的收益。例如,工作产生应税所得,而休闲并不产生,从税收所取得的岁入可能被用于帮助穷人。比例税制也可只通过减少逃税收益而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  

                        但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个例证呢:我在非常饥饿时向一个富裕的美食家要一块面包,而他拒绝了。如果我进而从其手中抢来面包那我就犯有抢劫罪并且不能提出紧急避险的抗辩。这一冷酷无情的结论的经济理论基础是,由于交易成本是低的,所以我不能就成功地购买面包而进行商议表明面包对美食家确实更有价值。但在小屋取食物那一例证中却因交易成本很高而阻碍了交易。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来。有证据表明,被杀害和吃掉的那个船员无论如何已接近死亡了,而杀害和食用他的行为却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因没有参与杀害而不受控告)的生命。还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除非受害人已知道他成了一个无可挽救的人,否则他就不可能以任何价格向其他人出售他的生命。所以这一情况就与饥饿乞丐的情况相似。而有些情况肯定是错的。即使在通常意义上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的交易成本不是很高,大部分人也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有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使其他三人继续生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可以证明出航前船员们同意在挽救其他人所必要的条件下由最虚弱者作出牺牲,那么在协议不得不被实施的情况下就将存在允许紧急避险抗辩的经济学理由了。(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不会提出这一问题吗?)7.7有组织犯罪经济学近年来,人们更加强调努力控制有组织犯罪(organizedcrime)。有组织犯罪这一术语通常用以描述组成非法企业的罪犯们所联结成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卡特尔,它们在高利贷、娼妓、赌博和麻醉剂等犯罪领域起着操纵作用,但也存在于合法领域,并且被用作实施暴力和贿赂警察的重要手段。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有组织犯罪被指称的这些特征的某些方面看来是真实的,而其他有些就并非如此了。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活动主要涉及的是自愿的买者-卖者关系,而非强迫的交换。由于这样的关系起初就必需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和专门化,所以我们会毫不惊讶地发现是企业而非仅仅个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与个人相比,组织比较引人注目这一特点可能会使它非常容易被破获。但由于有组织犯罪活动存在自愿受害人,所以犯罪组织又相对具有较小的查获危险,至少在采用由受害人投诉这种习惯方法时是这样的。(由此表现了密探的重要性。)而贿赂警察是由犯罪活动的连续性所促成的(为什么?)。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Theory)社会成本理论从外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权利配置有多种可能结构,各种结构不仅都需要社会成本,而且其社会成本有差异,这就产生了权利配置的社会选择过程和社会成本最低化问题。 

                        life insurance),它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在享受年金权利者死亡前向他支付固定或不同总量的款项],人们就可以不在死亡时留下大量遗产而得到保险。 为了那些能从其遗产受益的人,人们必须要积聚遗产。遗产的动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动机,而且利他主义代价的增加会减少利他主义动机的量(而且这种减少要高于其代价增加的比例,我们在上一章中已认识到这一点)。这就表明,沉重的遗产税会降低人们的积蓄激励而增加其消费激励。但如果假定所有的税收都有替代效应,那么就很难说这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每一代人都比其前一代人更为富裕,但这好像更应归因于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前代人的消费延迟。如果不存在遗产税,那么每个人会为其下一代尽多大的努力进行积蓄呢?遗产税会使他的积蓄有所下降。 这种扭曲可能非常小,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事实表明遗产税极为赞成这种扭曲。也许,只要人们认识到下一代无论如何会生活得更为富裕,大多数人就不会竭力地积聚大量遗产;这就必然会限制遗产税的岁入潜力。假定有遗产税,那么那些在没有遗产税时要积聚大量遗产的少数人就会在其一生中消费更多的钱财并将其余的给予其继承人和其他遗产承受人。为了使财产管理的损失最小化,他们可以在各种限定的条件下将财产交托给受托人管理。确实,赠与税(gifttax)是存在的,但它可能会由于以下情况而受挫:使适量的赠与成为有望增值的财产或相关技术;提前作出赠与,以致在受赠人享受它们时(例如,在某人的孙子成年时,赠与一直处于托管状态),复利(compound

                        公共政策应该赞成还是反对犯罪市场的垄断化呢?在犯罪活动包括出售像麻醉剂、娟妓这样的非法物品和服务的情况下,通过抬高物品和服务价格的垄断化的作用是减少消费量(参见9.3)。几乎没有人认为法律强制活动能在实际上消除这些非法市场;因为法律强制所做的是提高这些非法市场所出售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从而减低消费。使这种市场更具竞争性只会由此钝化法律强制政策作用。

                        当RB2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有亏空,即赔偿高于375元,居民放弃清洁空气权,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B2时,△PB居= △PB工,就居民和工厂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结论是:无论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起始配置如何,只要界定明确和允许交易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高效率结果)点总会出现。要明确的是,它确实影响着收入分配。 

                        18.3“永久管业”问题 遗嘱人忽略对其继承人行为限制(如,如果你杀了我你就得不到遗产)的反面就是,遗嘱人不断努力限制对其遗产的使用。如果死亡没有导致允许生者随意处理遗产的无保留转让,那么限制生者资源使用的“永久管业(deadhand)”问题就产生了。由于积聚大量遗产的心理动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通过规定遗产基金(fund in theestate)的使用条件(也许是永久的)而在其死后造成影响,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无视遗嘱人条件的政策对遗产积聚动因所产生的影响会与沉重的遗产税对之所产生的影响非常相似。如果遗嘱中的条件(尤其是永久性条件)总要被遵守,那么结果往往是,为这些条件所限制的资源使用将不可能是高效率的。遗嘱人死亡后所产生的意外事件可能会要求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促成效率最大化。如果遗嘱中的条件无法改变,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一问题的特征,可由对奥古斯塔斯·培根向麦康市捐献一座公园这一事件的争议而得以说明。培根是一位自乔治亚州选出的美国参议员,他死于本世纪初。参议员培根的遗嘱立于重建运动后期的种族隔离主义立法时代,它坚持的条件是:公园只能为白人妇女和儿童享用。60年代,有人提起诉讼,指控市政当局实施种族歧视的条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条件无效。依此,培根遗嘱的剩余遗产承受人(residuary

                        理查德·A·波斯纳著   虽然我们关于普通法的经济研究并没有结束——尤其我们将在

                        仅基于对效率的考虑,这桥牌馆明显要建,因为它净创社会收益30元。但我们同样要考虑一下平等效果。在建馆前,D有100元,P有50元。建馆后,D有160元(包括60元收益)而P却只有20元(减去30元建馆成本)。这样的分配结果明显是不符合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的。假设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D投资20元,P投资10元,建馆后,D的总收入是120元,P的总收入为60元,其比例即为2/3与1/3。这样的分配是非真正平等呢?是否更扩大了贫富差距呢?如何解决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推进平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更多的平等而牺牲一些效率还是有必要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以上的情况都是在一个假设条件下进行的——收入分配无成本,那么分配就可任意进行而不与效率冲突。 这一例子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普遍性结论:如果收入不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有冲突,无论事实上的冲突是源于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为了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不论对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对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都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我们可能尽力将社会总收益最大化并任意分配。而这一假设的事实不可能性向法律提出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使收入分配的成本最小化。 法律经济学在以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命题: 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 

                        18.4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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